立德·传道·治世——《群书治要》中的治学之道

原标题：立德·传道·治世

《群书治要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华，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宝典。它是唐太宗令魏征、虞世南、褚遂良及萧德言等人，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。该书以“务乎政术，存乎劝诫”为宗旨，取材于六经、四史、诸子百家，自14000多部、89000多卷古籍中，“采摭群书，剪截淫放”，撷取65种，计50余万言，涵盖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杂家等思想流派内容，集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精要。魏征在《群书治要》序中说：“爰自六经，讫乎诸子；上始五帝，下尽晋年。凡为五帙，合五十卷，本求治要，故以《治要》为名。”《群书治要》不仅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中国古代治国安邦、匡政利民的治道思想，同时也撷取了有关治学的精彩论述，从中我们得以探究中国古人的治学之道。

“夫学，身之砺砥也”：治学首先立足于对自身德行的磨砺

《群书治要·尸子·劝学》中记载：“夫昆吾之金，而铢父之锡，使于越之工铸之以为剑，而勿加砥砺，则以刺不入，以击不断，磨之砻砺，加之以黄砥，则其刺也无前，其击也无下，自是观之，砺之与弗砺，其相去远矣。今人皆知砺其剑，而弗知砺其身，夫学，身之砺砥也。”即使是昆吾的铜、铢父的锡，越国的良工将它铸造成剑而不加以磨砺，用它刺击不能深入，侧击也不能砍断，但如果用磨石加以磨砺，那么无论用它来刺击还是侧击，都将锋利无比，磨砺与否，相距甚远。以磨砺譬学，可见，学习就是对自身的磨砺。这种对于自身的磨砺正是源自古人对“虽有至圣，不生而智，虽有至材，不生而能”的体悟。

《群书治要·潜夫论》对此有深刻的阐释，“天地之所贵者人也。圣人之所尚者义也。德义之所成者智也。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”。圣人成就德行道义的是智慧，用来取得聪明智慧的就是学习。“黄帝师风后，颛顼师老彭，帝喾师祝融，尧师务成，舜师纪后，禹师墨如，汤师伊尹，文、武师姜尚，周公师庶秀，孔子师老聃，夫此十一君者，皆上圣也。由待学问，其智乃博，其德乃硕，而况于凡人乎。”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这11位君子都是极负盛名之人，他们尚且要通过学习才能智慧渊博德行伟大，更何况是平常人呢？

君子通过“教之以明师，文之以礼乐，导之以诗书，幽赞之以周易，明之以春秋，其有不济乎”以成敦贞之质、察敏之才。正如英国作家弗兰西斯·培根在《论读书》中所言：“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使人善辩，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”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，通过学习磨砺自身涵养德行。

“君子学以致其道”：治学关键致力于对经典道义的传承

《群书治要·汉书二·志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，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也。”古代读书人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，心无旁骛，学而思，思而行，从有志于学到通达五经，扎下学问的基础及人生的根基。正所谓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”“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”。

读书不能浅尝辄止、贪多求快，而应反复推敲、琢磨其义。通过精读原典，真正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，深谙经典中所承载的亘古不变之道。正如《群书治要·汉书二·志》中所言：“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”这为我们道出了孔子如何在治学的过程中阐释圣人经典。《论语·述而》言：“子曰：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老彭。’”皇侃《论语义疏》阐释：“述者，传于旧章也。”孔子在周王朝衰微，分封制瓦解，礼崩乐坏的时代下，为了维护周礼和王道，对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文献典藏进行梳理，整理出我们现在所知的“六经”，期待以先王之道来平当世之乱，从而成就了太史公所谓的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如果将言史视为“述”，“成一家之言”当作“作”，那么孔子“述而不作”的治学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在“述而不作”思想的影响下，中国历代文人在领悟古圣先贤哲思的基础上进行著述，就算久远的经典文献在浩瀚史海中丢失，也可在后世文人的著述作品中闪耀思想光芒。《群书治要》共选录了60多部经典，其中《尸子》《申子》《傅子》《典论》《体论》《典语》《昌言》《政要论》《时务论》《袁子正书》《桓子新论》《崔寔政论》《刘廙政论》《蒋子万机论》等14部在唐代以后即已散佚，后世学者正是凭借《群书治要》才完成以上文献的辑佚，这在体现《群书治要》独特文献价值的同时，充分展现了治学过程中通过“述而不作”而成就经典道义的传承。

“学正乃得义”：治学最终落脚于对社会道德的教化